无锡——中国近现代杰出经济学家的摇篮

编者按：无锡是我国近代工商业的发祥地，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米码头”“布码头”“钱码头”“丝码头”。在早期市场经济的哺育下，无锡在涌现了一大批实业家的同时，更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的人生和事业都值得记述和怀念。从无锡走出来老一代的经济学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引领者——陈翰笙。从1929年开始，王寅生、张锡昌、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姜君辰等陆续进入陈翰笙的团队，追随他在无锡、保定、广东岭南等地开展农村经济调查，之后又进行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推动抗日战争时期的乡村工作。也正是“中国农村派”这一批孙冶方的老朋友，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与无锡有深厚的渊源，十年前的2011年11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四届颁奖典礼在无锡举行。十年后的2021年11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九届颁奖典礼原计划也是要在无锡举行的。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无奈之下只好延期，举行地点也只能改在北京。

为弥补这一缺憾，更为使无锡“经济学家摇篮”的美誉赓续血脉、薪火相传，本公众号将用两期介绍无锡籍近现代杰出经济学家的代表。本期介绍无锡籍近现代经济学家的领路人陈翰笙及其追随者钱俊瑞、王寅生、张锡昌和姜君辰。

陈翰笙（1897～2004），原名陈枢。1897年2月5日出生于无锡东门城头弄。小学就读于东林小学。1909年随父亲到长沙，考入长沙明德中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美国科学家罗伯逊博士的演讲。这位美国人提倡青年人学科学，并介绍美国植物学家培养无核蜜桔成功的例子。陈翰笙听后便想到美国去学习植物学。母亲变卖首饰，支持他去美国留学。他先后在加州波莫纳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和研究欧美近代史。1922年，陈翰笙到德国柏林，在柏林大学一边听世界经济讲座，一边撰写博士论文。

1924年，陈翰笙携夫人顾淑型回国，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他在北大主要讲授欧美史学史、欧美通史、美国宪法史等。在这期间，他还兼任政治学系，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课程。1925年开始，陈翰笙在李大钊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国际，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为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撰写英文通讯，报道中国革命动态，宣传中国革命；同时担任著名杂志《现代评论》的编辑并发表大量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作品。1935年，陈翰笙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9—1933年，陈翰笙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主持江苏无锡、河北保定、东北、陕西等地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他与吴觉农、孙晓邨、冯和法、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张锡昌、姜君辰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被推选为理事长。1934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创办《中国农村》月刊，薛暮桥主持杂志编辑和研究会日常工作。《中国农村》发表大量中国农村经济的论文、调查报告和农村通讯，开展著名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一直活动到1951年，高峰时期会员在1000人以上，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中国经济研究团体。

陈翰笙在农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的重要作品。他在实地考察黑龙江流域农村和大连、长春等地情况的基础上，发表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和《难民的东北流亡》，记录军阀统治下中国农民的悲惨生活。陈翰笙认为，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和广东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最快的地方，从这三个地方着手研究农村生产关系的演进，能够窥见全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寻求挽救中国农村危机的根本途径。1928年到1934年这6年间，陈翰笙和王寅生对这三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入户调查，在此过程中培养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等一批热心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

陈翰笙还将调查所得用英文写成《难民的东北流亡》《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农民》等重要著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使用，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农村经济权威学者。

陈翰笙在1936—1938年间担任著名学术团体——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员兼《太平洋事务》杂志副主编。在此期间他与国际友人密切合作，报道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1939—1941年，他担任工业合作国际促进委员会秘书，在宋庆龄领导下争取国际援助，推进战时中国工业合作。

1944年，陈翰笙到印度德里大学远东研究部工作，在这一时期，他对南亚次大陆复杂的农业经济区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实地调查和文献收集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南亚次大陆农业区域》一书。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1946年，陈翰笙离开印度去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同时任中共在美领导小组顾问。1951年春返回中国。

1951年后，陈翰笙先后担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中国南亚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他推动新中国建立起世界历史学科和包括美国研究、欧洲研究、非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南亚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

陈翰笙还在宋庆龄领导下创办英文刊物《中国建设》，并长期担任副主编。他为这份刊物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组稿、撰稿、翻译到出版、发行，几乎每个环节他都亲自过问，每篇稿子都亲自修改。

陈翰笙治学严谨，在经济学、经济史、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教育和研究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在他耄耋之年，办公桌旁的墙壁上还贴着一张“每日学习和工作日程表”，他总是按日程表“作业”不辍。

本文摘自许卫国主编：《无锡走出的经济学家》  范世涛  审改

钱俊瑞（1908～1985），1908年9月28日出生于无锡鸿声镇七房桥村。钱俊瑞幼时在私塾读书，后来进入鸿声小学。1922年，他升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省三师是无锡著名教育家顾述之创建的新式学校，以“弘毅”为校训，治学严谨，培育学生全面发展。钱俊瑞在省三师兼任校图书馆干事，研读哲学政治经济名著，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年仅17岁时，他就写出评论法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的文章，发表在校刊上。

1927年夏，钱俊瑞从师范学校毕业，到无锡县立初中附小当教师。他受陶行知教育救国思想影响，决心投入大众教育运动。他1928年考入江苏省无锡教育学院。入院后到黄巷实验区从事工人教育工作。实践中教育救国思想逐渐让位于革命思想，遂为工厂老板所不容。于是他离开了实验区，参加农村经济调查工作。

1929年春，陈翰笙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到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组织力量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这项调查是中国近代最早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同时又遵循学术科学规范，全面了解农村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基本情况的一次社会调查。

陈翰笙组织了钱俊瑞、王寅生、张锡昌、薛暮桥、姜君辰等热心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青年，在无锡组成45人的农村经济调查团，由钱俊瑞、张稼夫、刘端生、秦柳方任组长，分成四组在无锡农村进行调查。他们在无锡选定有代表性的22个自然村，计1204户，采用入户调查的方法，调查各种类型自然村的农村经济实况。随后又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镇的工商业情况。

后来，钱俊瑞将怎样搞农村经济调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体会，写成《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这本书对于从事经济研究特别是从事农村工作的青年，有很实际的指导意义。1946年在延安、1948年在西柏坡时，毛泽东曾两次找钱俊瑞谈调查研究方法问题，让他介绍无锡等地的农村经济调查的工作情况。

1933年秋，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等人联合孙晓邨、吴觉农、张锡昌等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中的进步人士，发起组建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任理事长，钱俊瑞等人任理事。1934年10月农研会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任主编，会员们把前几次农村调查和以后进行的调查所得的资料写成论文、调查报告和农村通讯，发表在这个杂志上。

1935年，钱俊瑞加入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组织起左联、社联、教联等八个革命文化团体，组成“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1935年，钱俊瑞任“文总”宣传委员。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里，他联络失散的中共党员、左翼进步人士，重新积聚力量。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结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主张。当月中央文委召集上海、南京、无锡三地读书会的骨干，由钱俊瑞在无锡鼋头渚万方楼主持会议，讨论组织各界救国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钱俊瑞任全国救国会党团书记。救国会在团结民主进步势力、宣传抗战救国主张和营救被捕同志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0年7月，党组织决定钱俊瑞到新四军工作。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他负责组建战地文化服务处。皖南事变后，钱俊瑞转移到苏北根据地盐城，任中央华中局文委书记、苏北文化协会理事长和《江淮日报》社长，后来又到新四军政治部任宣教部长，直到抗战胜利。在抗日战争期间，钱俊瑞撰写了很多著作和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国国防经济建设》《论战争》《论苏德战争》等。

抗战胜利后，钱俊瑞到达北平，参加中共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随后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的代社长兼总编辑，并创办了《解放》三日刊。1946年5月，钱俊瑞离开北平去延安，担任党中央秘书的职务。

1947年3月，在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下，中共党政军机关主动撤出延安，钱俊瑞随刘少奇、朱德经山西去河北，带领一个土改工作团，参加华北地区的土改运动，并任建屏县委书记。钱俊瑞还参加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起草工作。随后，他担任华北大学教务长。

1949年1月，北平刚一解放，钱俊瑞便随解放军一起进城，担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负责接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和各项文化教育机构，并主持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钱俊瑞先后担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6年9月，钱俊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还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78年，钱俊瑞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到任后，他集中力量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创建工作，把世界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全面、系统规划，他主持召开了两次世界经济学科规划会议，制订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1980年，由钱俊瑞发起成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并被推选为该学会会长。其间，钱俊瑞还连续不断地出国讲学和参加世界经济学术讨论会。

钱俊瑞除了负责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之外，还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和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深入经济特区调查，参加沿海开放城市和一些省市发展战略的讨论，主持编写《论改革》《论对外开放》等重要著作。1982年，他退居二线，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本文摘自许卫国主编：《无锡走出的经济学家》

王寅生（1902～1956），1902年4月出生于无锡县城内东河头巷。1916年夏，王寅生高小毕业，考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无锡县立乙种实业学校教书。1922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京大学，听当时历史系的年轻教授陈翰笙讲课，王寅生从他的生动阐述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课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犁头》等进步书刊。

1928年夏，王寅生从北大毕业后，回无锡母校担任教务主任，兼教高中历史课程。由于在职期间宣传进步思想，主张改革教学方法，被认为有“赤化”嫌疑，不到半年就离校。1929年春，陈翰笙邀王寅生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王又介绍了钱俊瑞、张锡昌等一同任职。应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之约，陈、王两人还到该校讲授农村经济。王寅生讲中国农业经济史，他讲课材料丰富，立论严谨，分析透彻，深入浅出，很受学生的欢迎。

当时理论界正热烈讨论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性质，有感于资料的缺乏，陈翰笙萌发了对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的想法，王寅生成为他开展农村调查的得力助手。1929年夏季，在陈翰笙主持下，组成了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王寅生草拟调查计划，制定调查表格并常驻无锡，是调查团的实际负责人。调查项目包括农村户口、土地占有、土地使用、农作物、劳动力、雇佣劳动、牲畜、农村副业、租税、农民收入、住房以及农村交易市场等。之后，还调查了另外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这次调查的原始记录资料包括每户调查登记表，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30年，他们在河北保定清苑选了10个自然村、1578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了解华北地区的农村经济情况。这次调查，由王寅生代表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在这次调查中，制定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标准，成为日后土地改革的依据。

无锡、保定前后两次农村调查资料整理统计，王寅生都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主持撰写了调查报告。这两次调查从调查生产关系入手了解农村社会，又严格按照学术规范设计调查表，是调查中国农村社会的杰出典型，方法科学，结论可靠，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33年，陈翰笙与王寅生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王寅生任理事兼研究部主任，编印出版定期刊物《中国农村》，以期利用读者的力量将农村调查和研究推进下去。1933年11月，王寅生参与主持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合办的广东农村调查，参加这次调查的还有薛暮桥、孙冶方等。调查结果由陈翰笙写成《华南农村危机研究》（英文本），由纽约国际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1934年，王寅生又随同陈翰笙等一起，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调查山东潍县、河南许昌、安徽凤阳烟叶产区的农村经济，了解英美烟公司渗透农村的情况。1935年7月到1936年7月期间，他参加农村复兴委员会主办的农村调查，并合写了《陕西省农村调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12月，他到达汉口，继续开展农研会的会务活动，出版《中国农村》战时特刊（仍由薛暮桥主编）。王寅生与吴觉农、钱俊瑞、薛暮桥等协同作战，积极开展战时农村经济的研究工作，建立并主持了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他们以这个所的名义，召开座谈会，讨论战时农村问题，编辑和出版《战时农村抗日宣传资料》。

1938年7月，王寅生离开武汉，前往四川。他到重庆之后，经邹韬奋、胡绳、徐冰等协助，在重庆景庙街建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重庆办事处，后改为分会（这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已迁往广西桂林）。王寅生和当时在重庆的农研会理事和会员协力开展工作，进行农村专题调查，编写农村通讯，开展农村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在渝期间，他在董必武、徐冰、许涤新领导下，积极参加党的各项地下工作。1946年1月，王寅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3月，他经青岛转入解放区。不久，随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刘晓到达北京。4月，又随刘晓、刘少文南下，参加上海财经、文教方面的接管准备工作。王寅生、季崇威和季树农一起对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孙越崎（后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开展工作，1949年5至9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人员在南京、上海、香港等地举行护产起义，把大批技术人员、美援资材和档案完整地移交给新中国人民政权。同年5月26日，王寅生随解放军进入上海，主要负责财经调研工作，担任华东财经委员会顾问兼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同时在许涤新的推动下，与马寅初等共同发起成立新经济学会。

1949年的11月，王寅生到北京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编译室主任，主编《中国经济问题》《中央财经通报》，同时还应苏联大百科全书特约，撰写中国经济部分的条目。而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编委等职务。

本文摘自许卫国主编：《无锡走出的经济学家》

张锡昌（1902～1980），无锡县钱桥周基头村人。幼时在私塾读书，后进入无锡第二初等小学、省立第三师范附属高小学习，1918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在师范附小任教。1929年8月受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之聘，参加该院黄巷民众教育实验区的工作，任干事兼指导员。

1929年7月至9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主持下对无锡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张锡昌参加了这次调查；1930年6月，他又参加了在河北保定清苑的农村调查。调查保定清苑的10个自然村，对1578户农户与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农舍、水井、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复种面积、受灾面积、农作物种植面积、农作物收获、副业收入、农村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外出人口职业收入等项目进行了入户调查，并对全县以及个别集镇的概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后，张锡昌与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等对无锡、保定两地调查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并在陈翰笙指导下，写出了无锡、保定两地的调查报告。1933年，张锡昌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理事。同年，农村复兴委员会进行了几个省的农村调查，张锡昌应邀主持河南省的农村调查工作，担任调查组组长。

1933年11月，张锡昌等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委托，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三个烟草产区进行实地调查。除一般调查外，还对6个典型村、429户农民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历时两年，对上述三个烟草区域内种植烟草的农户、作物面积、租赁关系、生产费用、收入、烟草价格、地租负担、劳动工资、借贷利率以及英美烟公司对烟农的剥削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调查反映出国际垄断资本同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奸商、高利贷者互相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真实情况。

1935年8月，张锡昌在无锡鼋头渚万方楼参加了钱俊瑞主持召开的沪、宁、锡三地文化界集会，研究国内外形势，商讨抗日救亡工作。会上决定在宁、锡等地筹组救国会，他还参与发起创办了新知书店，被推举为理事。1936年5月，张锡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9月，张锡昌转移到桂林。1941年2月，他接办《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并负责主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那时刊物的撰稿人分散，约稿困难，谁主编谁就得自己动手写文章。主编不仅需要有政治上的敏感和冷静的观察力，而且需要有农村经济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际经验。张锡昌先后在《中国农村》战时特刊上发表了《战时乡村工作诸问题》《抗战三年来的合作事业》《欧战带来的农业恐慌》《物价高涨下农村经济是否繁荣？》《彻底检讨战时经济设施》《论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等文章。为使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更好地开展活动，张锡昌还注重做好《会务通讯》的编辑工作，报道各地会员的消息，发表他们寄来的农村通讯，介绍各地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从事农村调查等情况。

 皖南事变爆发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1941年10月，中央南方局在柳州地区建立统战委员会。张锡昌根据周恩来“要做交朋友的工作”的指示，参与并帮助建立民盟广西支部，与欧阳予倩、千家驹、田汉等一批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建立联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42年，张锡昌兼任《广西日报》社主笔，每周为该报写经济方面的社论，直至桂林沦陷，先后写了100多篇。他曾与陈翰笙、千家驹等合写《战时的中国经济》一书，对战时的财政、金融、交通、农业、工矿业、贸易、物价作了全面分析，还特别增加了“敌我经济战”一章，以说明战时经济斗争的重要。

1946年秋，张锡昌由桂林回到上海。他先后参加中央上海局领导的上海工作委员会经济小组以及文化统战小组，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6月至1948年8月，张锡昌在上海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任专员，主要负责调查研究工作。张锡昌还在民主党派和理论界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代表党领导民主革命同盟上海地委和国内工作委员会的活动。

上海解放后，张锡昌参加上海市总工会和上海市军管会的工作，负责接管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担任军代表。这个时期张锡昌先后担任华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上海、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华东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对于恢复和发展华东地区纺织工业，支持内地棉花生产和纺织工业的发展，培养纺织人才做出贡献。

1952年12月，张锡昌由上海调中央工作，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及商业部秘书，之后又担任交通工作部办公厅副主任，内务部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张锡昌到北京工作以后，尽管日常业务工作繁忙，但对理论研究十分重视，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编委，先后在该刊发表了《技术革命在满洲里开花结果》《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的反动本质》等文章。

 本文摘自许卫国主编：《无锡走出的经济学家》

姜君辰（1904～1985），原名姜甲生，江阴华墅镇北街人。姜君辰家学渊博，他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五四运动”，经受反帝爱国斗争的洗礼。192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攻读医学。1925年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姜君辰因积极参加南京路游行示威，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暴行，并参与驱逐同济大学校长的学潮，被学校开除。这给予他深刻的教育，促使他树立起新信念：“医人要先医国”。

1926年，姜君辰赴广州进入中山大学就读医科，不久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回沪，入上海法科大学改学法律，逐步加深对社会政治、经济种种问题的认识。1930年毕业后，他毅然放弃当律师的机会，矢志向经济科学迈进，通过翻译、研究、教育和出版工作，深入调查中国社会状况，介绍苏联发展情况，探索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道路。

1931年，姜君辰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这一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姜君辰搜集大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料，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中国农村、特别是东北经济相联系，发表了《九·一八以后东北经济》《东北农村经济鸟瞰》等文章，以大量翔实的资料论证了1931年后东北土地逐步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里，东北经济更加显现殖民化的趋向。

1933年，姜君辰参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发起创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还和钱俊瑞一起创办中国经济情报社，宗旨是研究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揭露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寻求改造中国经济的根本路径。他们整理了大量中外经济新闻、统计数字，编写成《中国经济年报》。姜君辰编写出版《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和《世界经济情报周刊》，作为该报定期副刊。

1935年，姜君辰和钱俊瑞、薛暮桥、徐雪寒、华应申发起向文化界、职业界中的进步人士劝募集资，当年9月开办新知书店，由徐雪寒任经理，姜君辰主持编辑工作（后任经理）。新知书店出版了钱俊瑞、章乃器等合著的《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姜君辰、钱亦石合著的《意阿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等一批颇有影响的著作。

1938年，广西当局举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培训地方干部。姜君辰应邀到校讲课，开设“社会常识”课程。他紧密结合广西少数民族的生活实际，讲授社会发展史，宣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介绍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1941年皖南事变后，姜君辰从桂林撤退，抵达新四军军部驻地江苏盐城，任中共华中局研究室研究员。1943年，他调至延安大学，主持财经系工作。到任不久，陈云约他讨论根据地货币发行问题。他认为发行货币不一定要有黄金贮备，只要有实物贮备就可以发行；所谓劣币驱逐良币规律问题，要辩证地看待，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是“良币驱逐劣币”。1945年8月，党中央决定从延安大学抽调一批干部到东北大学帮助建校，姜君辰受命前往，因山海关战事滞留在石家庄华北大学。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1946年2月姜君辰任北平《解放》三日刊副总编辑。《解放》经常刊载群众来信和来稿，反映群众的呼声，影响日益扩大。4月3日，国民党北平当局非法拘捕总编钱俊瑞、副总编姜君辰等41人，经我党北平军调处交涉才获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华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8年。在这期间，他着手研究农业多种经营和供销合作社在过渡时期的作用。1957年他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改革开放后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商业经济学会顾问等职。

1984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和《财贸经济》编辑部在南京召开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姜君辰虽因病不能参加会议，但写了书面发言。他强调要高度重视流通问题的研究：第一，在工农业商品生产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时期，如果农村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跟不上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农民生产积极性以及农业现代化就有遭到压抑的可能。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村供销合作社从官办改为民办的问题。第二，对内搞活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对内搞活就要做到在地区上不受东西南北的限制，使货畅其流。在所有制上做到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特别是对集体、个体不能歧视。在《浅谈批发商业体制改革问题》中他还提出，在整个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批发商业的改革是难度较大的突出问题。国营批发商业必须在经营方向、方式、方法和组织形式方面作相应的改变，才能发挥国营批发商业在生产与零售之间的枢纽作用，从而改变以往国营批发商业垄断式经营和主要起商品分配作用的旧框框、旧形式。

本文摘自许卫国主编：《无锡走出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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